浅谈词的演化过程及创作 彭长领
中华传统诗词被誉为中国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几千年来传承不衰。在笔者《中华传统诗文发展历程及创作浅谈》一文中,已详细阐明了诗的演化历程及创作心得。下面笔者结合自己诗词写作心得体会,就词的创作谈一下感想体会。
一、定义两个概念
为便于讲述词发展历程,需要先定义两个概念,一个是词的体格,一个是词的韵格。
我们可以将一首词有多少句,每句有几个字定义为词的体格,如《渔歌子》共有四句,一二四七言,第三句六言且从中间断开,体格决定了词看起来的样式。
我们可将一首词哪几句押韵,压平韵还是仄韵,非韵句仄收还是平收定义为词的韵格,如《渔歌子》四句均押平韵,第三句前三个字仄收,韵格决定了词朗诵时的韵律感。
定义了词体格与韵格的概念,才能便于下一步的阐述。
二、词的发展历程
(一)自上古至南北朝时期
自上古始,至南北朝时期,诗歌是无体、无韵的,同现在的新诗或散文诗在样式上是相同的,这一时期也是没有被后世称之为“词”的概念的。诗与词不分,诗歌与论述或记述性文章在样式上不分,在声律上能唱的为诗歌,不能唱的为论述或记述性文章,这也是为何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等代表性作品用现在的格式规范看更像是文,但我们却将其称为诗歌的原因,因为它们都是可以随口吟唱的。
(二)自南朝齐至中唐
诗词发展至南北朝时,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南朝齐永明年间,平仄被发现,诗的体格、韵格逐步固定为五言、七言永明体,格律诗文也自初唐产生,至中唐发展完善。但几乎同时,也产生了一类每句长短不一,但句数、韵脚固定的诗歌,唐时仍称诗歌,五代至宋时称长短句,后世称之为“词”,诗与词开始分家,各自沿不同的方向发展。
目前,笔者能查到最早的“词”为隋炀帝杨广东征高句丽时所作的《纪辽东二首》:
其一
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
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判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
其二
秉旄仗节定辽东,俘馘变夷风。清歌凯捷九都水,归宴洛阳宫。
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藉智谋。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
我们可以看到,此词与宋词在体格、韵格上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但总体来说,词在中唐之前仅处于起步阶段,并未成为乐坛配合曲谱演唱的主流,中唐以前配乐演唱的主流仍为诗。
(三)自中唐至元
中唐时,格律诗文发展完善,格律诗的创作逐渐成为主流,但格律诗文讲究“平平仄仄平”类的平仄编排,朗读时我们可以控制每个字发音时长相同,读来更有高低音交错的节奏感,但在配乐演唱时就产生了大问题:曲谱的调子有的地方音长,有的地方音短,有的调子平缓舒适,有的调子高扬激畅,曲谱音调不可能按“平平仄仄平”类的格律要求每两字或三字即平仄交错走,再加上格律对与粘的要求,格律诗文的平仄编排必然演唱时与曲调产生不协调。因此,曲谱声律与平仄格律是完全不同,甚至互相抵触的两个概念。
此时,词因长句、短句交错编排,不用也无法考虑格律的平仄编排,与曲谱声律契合的更好,自中唐开始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在这方面,李白所做的贡献颇大,诗仙用长短句重填《菩萨蛮》《忆秦娥》等曲谱,配乐演唱时节奏感更强,李太白也被后世誉为“百代词曲之祖”。
之后,晚唐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人均创作了大量的词作,尤其是温庭筠,不仅擅长诗词创作,还精通音律,在他们的推动下,加上秦楼楚馆、勾栏酒肆等娱乐场所演奏的需要,词开始大力发展起来。至五代时,在冯延巳、后唐庄宗李存勖、词中帝王李后主等人推动下,词逐渐取代了诗,成为了配乐演唱的主流。至宋代,在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大文豪人的推动下,词的发展迎来了高峰。
(四)自明初至今
诗词发展至明初时,又产生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分水岭。因宋末战火及蒙元动荡,曲谱逐渐遗失,诗和词都逐渐变得不能唱了,再加上元曲不仅可以听,还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及场景展示,相比纯音乐更有吸引力,且元曲在填写的过程中更加不讲格律平仄,更能契合进乐谱,元曲遂成为明清乐坛的主流,明清时期的人听的基本上全为戏曲,诗词则仅具文学属性,只供孩童、文人案头朗读了。因此,严格来讲,明以后的诗、词均已经不能称作歌了。
三、词牌到底是什么?
上面叙述了词的发展演化历程,但词牌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牌《水调歌头》入手进行浅析。
大隋炀帝杨广不仅文采好,还精通音律。隋炀帝为开挖京杭大运河,凿汴河,河成,自制水调曲(又名水调歌),当时的乐曲是配合炀帝自作诗演唱的,其中流传下来的有炀帝自作七言诗《杂曲歌辞·水调歌第三》:
王孙别上绿珠轮,不羡名公乐此身。
户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
因此,水调歌一开始是配合诗演唱的,但到了北宋时,大词人、音律家毛滂用长短句重填此曲头半部分,形成了如今《水调歌头》词牌体格、韵格,等到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曲词一出,《水调歌头》词牌名冠天下至今,取名水调歌头,是因此词作仅配合水调曲头半部分演唱。
因此,词牌并非指一首词的平仄编排,而是指曲谱名,一首曲谱,可以配合诗演唱,也可以配合词演唱,词作冠上词牌名,仅仅是为了表明该首词作演唱配乐时对应的曲谱名。我们略加查找就可以发现,《长相思》《虞美人》《清平乐》等很多词牌名都为唐教坊曲名,一开始都是配诗演唱的,但因为诗的命名并不像词那样直接点名曲谱名(词牌名),造成很多古诗当时是配合具体哪个曲子演唱的,现今已经无法追溯了,比如王昌龄与高适、王之涣在酒馆喝酒斗诗时,当时歌伎弹的哪首曲子已经无法知晓了,唯一能确定的是,当时肯定奏乐了。
四、古人是怎么填词的?
因词是用来配合乐曲演唱的,故填词依赖于曲谱,脱离了曲谱谈论词的创作就相当于脱离了基础讨论如何建设摩天大楼。但千多年来,词是如何填呢?笔者认为,可分为如下二个阶段:
(一)唐宋时期
梳理唐、宋时人的词作可以发现,当时“依声填词”,对平仄格律并无要求,可以用非律句入词,也可以用律句入词,律句间可以对、粘,也可以不论,并不刻意讲究,从这些特点来讲,填词相对于创作格律诗是更简单的。唐宋时人填词的这个特点在不同人,甚至同一人填的同一个词牌中可以充分展现,如唐张志和创作的五首《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舴艋舟。
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
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
江上雪,浦边风,笑着荷衣不叹穷。
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
枫叶落,荻花干,醉宿渔舟不觉寒。
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
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
分析以上张志和的五首渔歌子的平仄,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这五首《渔歌子》具有相同的体格、韵格,但分析句中的平仄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来。至于词中的律句及符合格律对、粘之处,只能说是张志和把格律诗的写作习惯带进了词中,并非刻意为之,因为这些律句二四六位置的平仄并不相同,李白、温庭筠等诗文大家在创作词时也存在习惯性地把律句带进来的情况。
当然,律句入词同样会产生格律诗配乐演唱时面临的声律问题,在这方面苏轼颇有代表性。苏东坡对格律拿捏水平极高,其创作《江城子》《水调歌头》《念奴娇》等绝绝大多数词作时都将律句带入了词中,但李清照却在其《词论》中指名道姓地指出:晏殊、欧阳修、苏轼“学际天人”,但所填的词却都像诗,“往往不协音律,何耶?”,李清照随后给出了答案:“诗文只分平仄,但歌词却分五音、五声、六律及清浊轻重”,如果搞不对这些,“则不可歌矣”。
我们还会发现,同一个词牌下不同人的词作存在字数、句式不同的情况,其实从“依曲填词”的角度,这点很好理解。参考现在根据曲谱填流行歌词,填词时增字、减字,甚至变动句式都是可以的,字多了就唱的快一点,字少了就唱的慢一点,只要演唱时与曲谱声律搭配和谐即可。
(二)自明初以来至今
曲谱因宋末战火及蒙元动荡遗失后,直接导致明清时期的人研究词时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把曲谱等同于平仄编排,对着古人的词作标注平仄格式,总结平仄套格,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绝绝大多数的词牌来说,无论标注多少词作,都无法总结出一套能统一适用的平仄套格;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总结出的平仄套格,都不能套住同一个词牌下所有的词作,怎么办呢?于是就有聪明人就发明了正体、变体的概念,将一个词牌下出现最早或最有影响力词作之平仄套格定义为正体,其他套不住的定义为变体。相应的,明初以后的人填词,依据标出的平仄套格,平的位置填平声字,仄的位置填仄声字,中的位置可平可仄,但这种填词方法已经完全与曲谱无关了,更是违背了词原本与平仄格律无关,甚至互相抵触的本质了。
词的发展并非由平仄格律推动,恰恰是平仄格律无法适应曲谱声律的变化,才大大促进了词的发展。曲谱因战乱动荡遗失后,词已经不能配上相应的乐曲演唱了,现在的词仅只为一种体格、韵格固定的超短韵文了,词牌的功能也从标注曲谱沦落为指代该类体格、韵格超短韵文的名称了。但明清以来把平仄格律等同于曲谱声律,拿平仄去标注古人词作,硬性规定某个地方必须用平声字,某个地方必须用仄声字,填词的复杂程度已经被搞的远远超创作格律诗了,可词的创作难度相比于格律诗原本是更容易的。
五、今人应该如何填词?
因曲谱遗失,今人已经没办法像唐宋时人那样根据曲谱声律填词了。现今填词,我们只需要根据一个词牌下古人词作之体格、韵格,既可以采用律句入词,也可以采用非律句入词,更不用刻意计较词句间的对与粘,只要合体、合韵,就能读出该词牌之独特韵味;只要文字转承顺畅,就能读来朗朗上口;只要把感情倾注进文字中,就能引起读者情感共鸣。但笔者并不提倡破开现有词牌之体格、韵格,因为没有曲谱为凭,这种破开与唐宋时音律大家填词时增减字、更改句式之破开有本质区别。当然,如果词意好到非破不可,也是可以的,我们只需将其当做一种体、韵固定的超短韵文即可。
作者简介:彭长领,江苏省地震局、江苏省诗词学会会员